明显的资源优势使某些社会私主体在事实上能够显性或隐性地支配其他私主体。
在南非司法实践中，被施加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法人和自然人往往是那些具有强大资源优势影响公共利益的私人实体，即社会公权力主体。受传统二元结构基本权利效力理论的束缚，德国和美国的主流理论都对社会公权力的概念予以回避，从而导致这些理论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并引发各种质疑。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在下文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实现途径部分详细论述，于此不赘。四、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宪法依据 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理论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必然具有直接效力，具备宪法上的规范依据是其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1982年我国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私人间直接效力的规定更具典范意义，多个条款从不同层面对基本权利的私人间直接效力加以规定。[5] 为何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理论的争论旷日持久却无法得到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个人权利—国家权力二元结构下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理论与剧烈的社会变迁之间产生冲突，难以有效回应社会变迁的现实。对此，我国学界历来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歧。
客观价值秩序间接效力说认为：基本权利的规定，就是要建立一个客观的价值秩序，以强化基本权利的适用力。与其说是间接适用，倒不如说变相直接适用更为真实。行业协会也可以替代恶法或填补法律漏洞。
为此，民间法研究在立法学上必须实现一个转向，即从研究民间法与中央立法的关系转到研究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关系。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规训，是指地方立法站在现代法治的立场上，遵循现代法治精神，以法律规制的形式，改造、否认、取缔某些严重违背法治原则、侵犯人权的民间规范。三是地方立法往往难以进入司法适用。正如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所言，对于特定行为模式被视为共同标准，应持有反思批判的态度，而这个应在评论中(包括自我批判)表现出来，以及对遵从的要求，和承认这样的批判与要求是正当的。
(一)民间规范的社群性与地方立法的地方性融合之可能 民间规范是自发生成的、调整一定范围内社会群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社会规范，因而具有较强的社群性。[69]曹中海：哈耶克进化论理性主义对罗尔斯理性建构主义的批判，《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4期，第64页。
根据执政党纲领性文件所作的顶层制度设计，民间规范是从法治社会建设切入法治实践的，而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在地方、在基层，作为地方性知识和基层生活规范的民间规范也必然最先、最多地与地方立法和地方法治建设发生关联。[79]王林敏：法学向度的民间习惯调查与汇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128页。[25]也就是说，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同构，奠定了二者融合发展的又一逻辑基础。基于对立统一关系的原理，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存在融合发展的基础。
包括民间规范、法律规范等在内的社会规则作为一个整体的规则系统，不仅需要自下而上的规范发展机制，也需要自上而下的规范发展机制，现代社会中的立法尤其是地方立法，作为沟通中央治理与地方治理的一种机制，是有助于充分利用这两种规范发展机制，来促进社会规则系统的整体发展的。具体性认可是指地方立法明确列明其认可的民间规范。[10]也就是说，在新分析实证主义看来，规范法学只是在法律概念意义上不承认制定法以外的法律多元，在法律渊源和法律方法意义上，规范法学从来不否认规范多元，因此，法律多元不过是规范多元的一种。这些差异导致二者在运用于社会治理和地方治理时，对立倾向十分明显。
在实践中，渐进理性所形成的经验成果与建构理性的设计与规划一同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实践能克服理性的主观性和抽象性、片面性，又能丰富、肯定或否定经验。[30]和翻译为现代哲学语言即是融合，它是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民间规范对地方立法的先导，作为二者融合发展的一种路径，不能仅停留在认知和观念上，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立法活动中。[47]吴邦国：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人大》2011年第2期，第13页。
[56]崔卓兰、于立深等，见前注[54]，第9页。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有着明显的崇商重利传统，广东称呼陌生人一律为老板。例如，《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规定：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章程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这样制定的地方立法，往往脱离地方实际，缺少地方特色，不能传承本土法制经验，进而也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市场监管、行业管理、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地方立法，必须经过相应的商事习惯、行业规范、社区公约等民间规范的调查程序。禁止用宗教、习俗仪式代替婚姻登记。
[24]尚海涛、龚艳：法规范学视野下习惯规范的界定——以雇佣习惯规范为例说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28页。在清末民初，我国立法机构先后启动了两次为后世学界津津乐道的地方民事习惯和商事习惯调查运动，一次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民事习惯调查，一次是1917-1921年北洋政府时期的民商事习惯调查。
在现代社会，民间规范的个体自治价值理念、社会参与规范原则与国家法的个人自由价值理念、平等公开规范原则实际上是同构的。[15]参见谈萧：论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冲突及协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第98页。
周俊光：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51页。也就是说，从立法学上看，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民间规范与中央立法是否会产生交集以及如何产生交集。
[55]地方立法的执行性意味着根据本地情况制定执行上位法的具体实施规范，这表明它不能简单复制上位法的规范，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第七十三条)。执行性地方立法并不创制新的权利义务规范。[51]参见(美)迈尔文•艾隆•艾森伯格：《普通法的本质》，张曙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摘要】 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和《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主体扩容的背景下，应充分关注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融合发展问题。
至于规范原则，是指作为规范体系中最为内核的基础性规范即元规范。对于归纳逻辑，证伪比证实更为重要。
[8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101页。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分为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治理模式和常规经济活动四个层次。
地方立法大多数是执行性立法，必须强化对上位法尤其是中央立法的贯彻执行，这导致地方立法的回应性和创新性不足。[40]参见(美)阿维纳什•迪克西特：《法律缺失与经济学：可供选择的经济治理方式》，郑江淮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32]作为地方性知识，法律赋予特定地方的特定事务以特定意义。【注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但这些障碍并非不可消解，亦即二者不能融合发展的命题是可以被证伪的。[67]地方立法基于理性建构主义的建构秩序形成机制，与民间规范基于文化进化论的自发秩序形成机制，显然存在融合的障碍。
(二)地方立法吸收民间规范 当地方立法遵从民间规范的向导，并在立法中启动民间规范调查程序后，就可以将作为先行规范的民间规范吸收进地方立法，使其结构于地方治理的正式秩序之中。融合发展 引言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民间法的研究在国内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法学知识运动。
建构秩序的理性自负可以通过自发秩序的经验主义来克服。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都是为一定区域内社会关系之定纷止争或调适所预设的规范，因此必须具备法律渊源的特征，才能成为司法者和行政者的规范选择。
二、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发展的可能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具有融合发展的逻辑基础，并不意味着二者就一定能融合发展。人通过学习获得的习俗日益取代了本能反应，这并非人利用理性认识到习俗的优越之处，而是因为习俗使得超越个人视野的拓展秩序发展成为可能。
